《借妻记》全集_借妻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悲剧故事

《借妻记》全集_借妻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悲剧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借妻记》全集的问题。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庐剧传统剧目都有哪些

2.余三胜的重大贡献

3.泗州戏的剧种简史

4.上海沪剧院的演出剧目

5.张智慧的个人简介

6.古代戏曲学·清代地方戏

庐剧传统剧目都有哪些

       庐剧的传统剧目分花腔小戏、折戏、本戏三类。

       花腔小戏以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情趣和爱情为主要内容，也有一些讽刺喜剧和闹剧，如《卖线纱》、《放鹦哥》、《上竹山》、《借妻》、《骂鸡》等。此外还有部分反映清末人民斗争生活临时编演的剧目，如揭露鸦片鬼丑态的《打烟灯》，反映农民投奔太平军的《下广东》等。

       庐剧

       庐剧

       折戏多为本戏中抽出的“戏胆”（具有独立性的精彩部分），如《张四姐闹东京》中的《捣松》、《梁祝》中的《闯帘》、《蓝衫记》中的《张太和休妻》、《三元记》中的《教子》等。有些虽然来自徽戏、京剧或其他剧种，但通过庐剧艺人长期在农村演出，剧中人的性格、感情、语言，都从主要观众──农民的角度出发，加以重新塑造、丰富、深化，因而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

       本戏以家庭悲欢离合、爱情、公案为主要内容，除本剧种独有的《柴斧记》、《手巾记》、《干旱记》、《河神》等外，大都移植改编明清传奇、鼓词和其他剧种的剧目，如《彩楼配》、《琵琶记》、《药茶记》、《孟姜女》、《天宝图》等。

余三胜的重大贡献

       

人物简介

        余三胜(1802—1866)，原名开龙，字起云，湖北省罗田县天堂寨七娘山村上余湾人。幼学汉戏，工老生，后改唱京剧。清嘉庆末年赴天津加入“群雅轩”票房。道光初年入北京，隶“春台班”，至道光中期，蜚声梨园，是国粹“京剧”创始人之一。

        余精文墨，善口才，文武兼长，富于创新。在徽调汉剧合流形成京剧的过程中，首将汉调皮簧和徽调皮簧相结合，并吸收昆曲梆子的演唱特点，创作皮簧唱腔;又揉西皮、二簧、“花腔”为一体，创制二簧反调。在念白上，将汉调基本语音与京、徽语音相结合。善于以唱腔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并把青衣小腔溶于老生唱腔之中，形成独特的风格，为后辈所仿效。《都门杂咏》有诗云:“时尚黄腔似喊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倚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天津第一代泥塑匠张明山塑造余三胜饰《黄鹤楼》中刘备泥塑一座，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

艺术经历

        原为湖北汉戏末角演员，于清道光初期进京搭徽班演唱，改唱老生，时为春台班领衔主演，同治二年(1863)入广和成班。

艺术特色

        原唱汉调，清道光年间为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他通文墨，口才便捷，常自创新腔。他的嗓音醇厚，声调优美。他在汉调皮黄和徽戏二黄腔调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艺术特点，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京剧唱腔。当时余三胜以擅唱“花腔”著称，所谓花腔，实即旋律丰富的唱腔。余三胜在京剧唱腔的创制上，就在于丰富了京剧演唱的声音色彩，加强了京剧唱腔的旋律。据记载，京剧中的二黄反调，如《李陵碑》、《乌盆记》、《朱痕记》等剧中的反二黄唱腔，均创自余三胜。余三胜不仅将徽、汉二腔融于一炉，创制出旋律丰富具有独特风格的京剧唱腔，在舞台语言的字音、声调上，也将汉戏的语言特色与北京的语言特点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使北京观众听懂，又不失京剧风格特点的字音、声调。余三胜的表演也很细腻，注意刻画人物的感情、神态。

艺术地位

        道光、咸丰年间，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或梨园三鼎甲。其子余紫云，是“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其孙余叔岩为京剧“余派”老生创始人。

       

代表剧目

        他所擅长的剧目，以唱、做并重者为多，如《定军山》、《秦琼卖马》（或称《当锏卖马》）、《战樊城》、《鱼肠剑》、《击鼓骂曹》、《四郎探母》《双尽忠》、《捉放曹》、《李陵碑》、《琼林宴》、《朱痕记》、《乌盆记》、《摘缨会》等。 余三胜腹笥渊博，上演剧目非常丰富，其他如《沙陀国》、《让成都》、《阳平关》、《伐东吴》、《白帝城》、《磐河战》、《太平桥》、《空城计》、《金水桥》、《金沙滩》、《盗宗卷》、《黄金台》、《状元谱》、《造白袍》、《取帅印》、《桑园会》、《五彩舆》、《南阳关》、《黄鹤楼》等，为后人所效仿传唱。

重大贡献

        奠定徽剧以生为主的基础

        自清初至道光，无论昆腔、京腔还是秦腔，所演剧目莫不是以旦角为主。就“花部”戏曲而言，见于《燕兰小谱》[④]的剧名，计有《烤火》、《卖饽饽》、《花鼓》、《拐磨》、《小寡妇上坟》、《浪子踢球》、《王大娘补缸》、《三英记》、《缝胳膊》、《龙蛇阵》、《樊梨花送枕》、《倒厅门》、《滚楼》、《吉星台》、《潘金莲葡萄架》、《打门吃醋》、《狐狸思春》、《别妻思春》、《百花公主》、《擂台订姻》、《看灯》、《吊孝》、《背娃子》、《打灶王》等24出，几乎无一不是以做功为主的旦角戏。徽班也是这样，第一个进京的三庆徽班就是以名重一时的旦角演员高朗亭为其领班人。乾隆年间刊刻的《缀白裘》中所载当时流行的“花部”剧目《买胭脂》、《花鼓》、《搬场拐妻》、《思凡》、《出塞》、《探亲相骂》、《过关》、《上街·连相》、《借妻》、《看灯》、《戏凤》、《别妻》、《挡马》、《面缸》等都是以旦角为主的戏。

        然而自汉戏进京之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演男性角色的剧目日多，尤以老生为主之剧目数量最大。于是徽剧由旦行为主迅速演变为以生行为主。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当时雄踞北京剧界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嵩祝、新兴金钰、大景和等七个戏班，除大景和以净行任花脸为领班人外，其余六班，如三庆的程长庚、春台的余三胜和李六、四喜的张二奎、和春的王洪贵、嵩祝的张如林（亦作“张汝林”）、新兴金钰的薛印轩，均是以老生行为领班人。而大景和班中亦有梅东这样闻名当时的老生演员。《都门纪略》所载上述七班演出的剧目计有80余出，而以老生为主的剧目则占一半以上。它们是《法门寺》、《借箭》、《文昭关》、《让成都》、《三挡》、《摔琴》、《白蟒台》、《定军山》、《当锏卖马》、《双尽忠》等40余部。这其中余三胜所演见于记载的有《定军山》（饰黄忠）、《当锏卖马》（饰秦琼）、《战樊城》（饰伍员）、《鱼肠剑》（饰伍员）、《击鼓骂曹》（饰祢

衡）、《探母》（饰杨延辉）、《双尽忠》（饰李广）、《捉放曹》（饰陈宫）、《碰碑》（饰杨令公）、《琼林宴》（饰范忠禹）、《牧羊卷》（饰朱春登）、《乌盆记》（饰刘世昌）、《摘缨会》（饰楚庄王）等，计13种。在6个老生领班中，余三胜所擅长的老生剧目远远高出其他5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京剧”条云：“道光后期，梨园风气突然又起变化……演出剧目随之亦改以老生为主，且都是唱功戏或唱做并重的戏，如《文昭关》、《让成都》、《法门寺》、《草船借箭》、《四郎探母》、《定军山》、《捉放曹》、《碰碑》、《琼林宴》、《打金砖》、《战樊城》、《打渔杀家》等，这些剧目至今大都还保留在京剧里。”文中列举的12种以老生为主的戏，有6种为余三胜所主演或擅演者。这说明，在徽剧由旦角为主转为老生为主的变化过程中，余三胜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以生为主这一局面的出现，从内容上讲，提高了戏剧舞台反映生活的能力。从艺术上看，说明徽剧声腔和表演技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艺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即它总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幼稚走向成熟。余三胜等人正是遵循艺术规律的实践者。其二，统治者的干预也是原因之一。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多次三令五申禁演梆子、“乱弹”。这类剧目虽具有生活气息，清新活泼，但它们以旦角为主，内容常有庸俗、轻佻之处。而老生戏则多庄重严肃。当时宫延内又常以祝寿、庆贺为名召演员入宫承应，应召的戏班不得不注意无伤大雅，故多以老生戏来承应，所以老生戏借此机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三，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京剧形成的过程正值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这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演员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反映或影射这种生活。而老生戏多表现重大主题，较少表现儿女情肠，更宜于表现这种现实生活。从现存京剧剧目看，老生戏多写重大题材，很少写爱情，实际上就渗透着演员对时代变化的关注与或多或少的爱国情绪，以及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憧憬。由此看来，余三胜等人的革新创造不但合乎艺术创造的规律，也合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要求。

        皮簧声腔曲调的主要改革者

        汉戏，亦称汉调或楚调，即今汉剧的前身，以唱西皮与二簧调为主。汉戏的历史也较为悠久，浙江余姚人叶调元作《汉皋竹枝词》[⑤]记载有道光年间汉口演出汉戏的情况。其中有两首云：

        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簧。

        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

        小金当日姓名香，喉似笙箫舌似簧。

        二十年来谁嗣响，风流不坠是胡郎。

        由上诗可知，汉调在道光时期即为武汉观众所喜爱，艺术表现力强且演员技艺高超。汉调以唱西皮与二簧调为主，二者有诸多板式，且有反调。西皮调旋律急骤，易表达激昂雄壮或活泼愉快的情绪，二簧调旋律较缓慢，多表现凄凉沉郁的情绪。

        汉二簧调起源于何地？看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与徽剧中二簧调同出一源，由在元末南戏基础上形成的弋阳腔演变而来，只是由于渗进了地方色彩，与徽二簧不尽相同而各有特色。一说来源于湖北的黄陂、黄冈，故称“二黄”。有的干脆说“起于湖北黄冈县”。[⑥]欧阳予倩在《谈二簧戏》一文中说：“平二簧是由安徽人唱出来的……渐渐由湖北改造成现在的形式，复从湖北流传到安徽，再由安徽人传到北京，便变成了京二簧。”这说法，实乃仍主张二簧调起自湖北之说。二簧若起于湖北黄冈，与余三胜有无关系？不敢臆断，待考。

        至于西皮调，一般人认为是清初甘肃、陕西一带的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到武汉一带，同当地民间曲调结合而演变成的。据说当时湖北人称唱词为“皮”，因而称从陕西而来的腔调为“西皮”，也有人称“襄阳腔”或“北路”。余三胜、王洪贵、李六将这种汉调带到了北京。由于进京后与徽班同台演出，余三胜等艺术大师得以在徽剧的基础上吸收汉调的优点，对徽剧进行改造和提高，从而最终完成了徽、汉合流。

        余三胜等对徽调的改造与提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是丰富其声腔旋律。汉戏进京之前，徽调虽然在腔调上十分丰富，然而它在曲调上却也存在着平直简寡的缺陷，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时尚黄腔喊似雷”。徽调虽有实大声洪的特点，但还缺少演唱技巧，声调高响平直而缺乏韵味。而湖北汉戏的皮簧腔，与徽戏皮簧腔相比，无论腔调还是板式，均有独到之处。例如在板式上，汉戏二簧腔此时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像二簧摇板、散板、滚板、导板、二流、慢三眼等一套二簧板式均已出现；就汉戏西皮而言，散板、摇板、快板、二六、导板、原板、慢板等比二簧腔更为完备。同时还有反二簧、反西皮。余三胜是汉戏班的名角，且又富于创造性，他在汉调皮簧和徽戏二簧腔调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的特点，逐渐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京剧唱腔。这种唱腔，既有汉、徽皮簧的某些特色，又不完全同于原汉、徽皮簧的所谓“楚调新声”的西皮、二簧唱腔。其声调悠扬圆美，既有高昂激越之优，又具有浓郁深沉之长，丰富了皮簧声腔的音乐性，加强了皮簧腔的表现力。当时，有余三胜擅唱“花腔”，以唱“花腔”独树一帜之说，他并有“时曲巨擘”之称谓。据一些资料记载，京剧中的二簧反调如《李陵碑》、《牧羊卷》、《乌盆记》中的反二簧唱腔，均由余三胜所创始。同时余三胜很重视声音的色彩（通过声带的紧松来表现）和感情的表达，例如同一板式的唱段用于不同内容的戏剧和人物，却能唱出不同的感情和音乐色彩来。如他饰《文昭关》中的伍员时所演唱之“二簧慢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与饰《捉放曹》中的陈宫时所演唱的“二簧慢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尽管二者在板式和基本旋律上大同小异，但通过他的演唱，却刻划出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余三胜还善于把青衣小腔巧妙地溶于老生唱腔之中，使行腔圆润流利，婉转缠绵，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他戏路宽广，不仅擅长反二簧，同时也擅长西皮（亦属花脸）。他通过丰富的艺术表演的实践，在徽、汉合流的过程中，为其声腔旋律的丰富，不断摸索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二，使唱腔板式更为完备。徽班进京之初，未见记载有“西皮”一词。其所唱的二簧，主要是平板之类，或即今日之“四平调”。而余三胜、王洪贵、李六进京之后，与广大徽、昆、梆等戏曲艺人协作，使徽调声腔板式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到了道光中期，不仅以西皮、二簧为主的声腔已经被确定为各戏班（指徽剧班）演出的主要声腔，而且从当时流行的《文昭关》、《捉放曹》等一些戏中，可以看到二簧与西皮在一戏中相间使用的情形，已较为普遍。此外，从《李陵碑》（余三胜饰杨令公）的唱腔可以看到反二簧的导板、散板、原板、慢板等各种板式已经发展得更臻完美。从《四郎探母》（余三胜饰杨延辉）和《击鼓骂曹》（余三胜饰祢衡）等的唱腔，可以得知在当时包括导板、原板、慢板、二六、流水、快板、散板等在内的一套西皮调板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从《文昭关》伍员的唱腔和《大保国》李艳妃等的唱腔中可知，包括慢板、原板、散板、导板的一套二簧曲调板式，也发展得颇为完备。这些各具色彩的声腔板式，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变化的需要，在一出戏中或先唱二簧，后唱西皮，或此用原板，而彼用快板，不仅在演唱上灵活多变，色彩纷呈，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既符合生活规律，又能细致地揭示人物感情的变化，富有音乐美感的唱腔结构程式。同时这种具有新的风格特色的皮簧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徽班诸腔杂奏的状态，使这个更臻完美的皮簧声腔板式，成了徽班演唱的主要音乐形式，为京剧这一新生剧种的形成，在声腔曲调上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余三胜始终走在王洪贵、李六等人的前列。

        对京剧语言的改造

        现在的京剧演唱语言实际上是以“湖广音”读“中州韵”为基础的。所谓“中州韵”，是以元人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一书为标准而确定的声韵体系。这部韵书以元代北方语言为标准，对字音、声调、辙韵均做了统一规定，是自元以来北方戏曲所遵循的声韵规范。在余三胜等人未率汉班进京之前，已在北京立足的徽剧，其语言并没有统一规定，与北京观众也有一定的隔阂。而余三胜等汉戏演员进京之后，同徽剧演员一起，在演唱上以“中州韵”为准，使徽班的演唱统一在这种语言标准之下，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北京字音，为京剧在唱念上的谐调、统一奠定了语音基础。“中州韵”最大的特点是无入声字，原广韵中的入声字分别并入平声、上声、去声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入派三声”。“中州韵”又将平声分出阴平、阳平，这样就和今天推广的普通话的声调相同。所谓“湖广音”实是指湖北省所特有的地方语言声调。湖北方言的特点是音域宽，语调跳跃性很强。而汉戏皮簧的曲调属于大跳音程的句式本来很多，演唱起来高低跌宕，曲调悠扬。余三胜作为湖北东部人，率汉班进京之后，尤其在执掌春台班主之时，唱念之中，在广泛采用“中州韵”的同时，在唱念四声调值上坚持沿用本色的“湖广音”。由于这种舞台语言具有独特的韵味，且与当时北京观众语言有相通之处，因而时间愈久，影响愈大，最终成为京剧的规范语言。

        这种特殊舞台语言的形成，大约在道光中期。这时老生演唱分做三派，程长庚（安徽潜山人）为“徽派”，张二奎（传系北京人）为“京派”。凡在演唱中使用“湖广音”者，均被称为“汉派”。余三胜即“汉派”之代表人物。“汉派”虽为三派之一，实际上它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就“湖广音”的使用而言，从余三胜传至谭鑫培（湖北武昌人），再递及余叔岩（余三胜之孙），直至杨宝森（1909—1958，北京人）而相沿至今，它一直是京剧老生演唱中的一个主要派别，其规范成为京剧演唱所遵循的准则。

        四、子孙承祖业，使“汉派”成为京剧主流

        余三胜不仅从上述三个方面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培养了京剧事业的接班人，尤其是培养了其子余紫云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余紫云又培养了三子余叔岩为“汉派”传人，使京剧中主流派“汉派”后继有人。此亦当是余三胜的又一贡献。

艺术影响

        谭鑫培即是更多地在继承余三胜的演唱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拓性的创造。

故居

        余三胜故居，位于石头胡同61号，三进院落，前院东房3间，大门道直通北游廊，西房3间；中院上房（西房）3间半，带前廊，北房、南房各2间；南跨院设南房3间。现为市文化局所有的民居。

后嗣演员

        余三胜之子余紫云，工旦；孙余叔岩，工老生。

余紫云

        余紫云（1855—1899）出生之时正值余三胜处于艺术高峰期。由于家庭的熏陶，他幼年即师事梅巧玲，习青衣兼花旦、昆旦。所演花旦戏、青衣戏均很著名。据《梨园旧话》载：“余伶先演花旦，后演青衣……其唱功固臻妙境，不专属青衫之剧，如《戏凤》之李凤姐、《虹霓关》之丫环姿态横生。”又《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载：“时小福之青衣以典雅胜，田桐秋之花旦以流利著，然紫云兼此二人之长，实为今王瑶卿、梅兰芳之先驱者。”据说他每饰演《虹霓关》之丫环时，北京所有旦角都来观摩其做功和台步。

        “汉派”重要继承人是谭鑫培（1847—1917），武昌人，新老生“三鼎甲”之一。谭鑫培对于前辈名家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无不悉心琢磨，深刻领会。如演《碰碑》、《珠帘寨》、《定军山》等纯宗余三胜。他继承余三胜所采用的以“湖广音”夹京音来读“中州韵”的方法，统一了京剧舞台语言的字音，使之规范化。他学习余三胜的创造精神，创造了倒板、闪板、赶板等腔调，使京剧的板式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

余叔岩

        余叔岩（1890—1943），名第祺，生于北京。他幼承家学，习文武老生，又师从以戏文上讲究音韵准确而著名的老生艺人吴连奎。他少年时期即以“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在天津演出《捉放曹》、《当铜卖马》等，初露头角。他向众多艺人学习“谭（鑫培）派”唱腔，后拜谭鑫培为师。1915年加入梅兰芳班社。余叔岩精于音律，讲究字音声韵，对口形的开、齐、合、撮，字音的出声、归韵，四声的细致区分等，都一丝不苟，且把握得准确得当，所以唱来韵味醇厚，规矩谨严，较之谭鑫培，另有一番境界。1917年谭鑫培去逝后，他自己挑班，演出《打棍出箱》、《定军山》、《打渔杀家》等剧，名重一时。其它如《战太平》、《断臂说书》、《空城计》、《南阳关》、《失印救火》等戏的唱腔和表演，也无不贯通谭鑫培的艺术精髓，成为“汉派”的主要传人，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余派”。余叔岩弟子有杨宝忠、谭富英、王少楼、吴彦衡。晚年又收孟小冬、李少春、陈大@①等。“余派”继“谭派”之后，对京剧老生行当的表演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后学者演《捉放曹》、《宿店》、《搜孤救孤》、《打鼓骂曹》、《打棍出箱》、《战太平》等戏，大多宗余。1935年后，余叔岩因病不常演出，曾灌制唱片18张半，是京剧声腔的珍贵资料。

        注释：

        ①该文原载于湖北省戏剧工作室主编的《戏剧研究资料》1983年第8期。

        ②③清人粟海庵居士所著《燕台鸿爪集》有云：“京师尚楚调，乐工如王洪贵、李六以善为新声称于时。”这里没有提到余三胜。一般人以此为据，认为余三胜是在王、李二人之后入京的。清人杨静亭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成书的《都门纪略》“词场门”载：“春台班，余三盛（“盛”应作“胜”）演《定军山》黄忠、《探母》杨四郎、《当锏卖马》秦琼、《双尽忠》李广、《捉放曹》陈宫、《碰碑》杨令公、《琼林宴》范仲禹、《战樊城》伍员。”有人更由此断定余三胜进京在道光二十五年前后。以上说法不实。方光诚、王俊著《余三胜家谱的发现》称：传说余三胜进宫唱《四郎探母》，嘉庆皇帝口封其为“戏状元”，还以此有喜报送到罗田。此说若成立，则余三胜于嘉庆末年（1820年）前便已进京，早于王、李。如果说这种传说还不足为凭，那么综合方光诚、王俊二人所披露的资料，余三胜最迟在道光16年（1836年）前后进京是完全可信的。余三胜成名的时间早于“三鼎甲”中的程长庚、张二奎。而余大程9岁，道光十年（1830年）进京则29岁，这正是一个演员的黄金时间，最佳年龄。就是说随着余三胜家谱的发现可知，余三胜进京早于或大体同于王洪贵、李六是可以肯定的。

        ④见清人张际亮《金台残泪记》（道光二十八年）。

        ⑤该书刊刻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

        ⑥参见赵贻白《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及近人艺兰生《侧帽余谈》。

泗州戏的剧种简史

       奠定徽剧以生为主的基础

       自清初至道光，无论昆腔、京腔还是秦腔，所演剧目莫不是以旦角为主。就“花部”戏曲而言，见于《燕兰小谱》[④]的剧名，计有《烤火》、《卖饽饽》、《花鼓》、《拐磨》、《小寡妇上坟》、《浪子踢球》、《王大娘补缸》、《三英记》、《缝胳膊》、《龙蛇阵》、《樊梨花送枕》、《倒厅门》、《滚楼》、《吉星台》、《潘金莲葡萄架》、《打门吃醋》、《狐狸思春》、《别妻思春》、《百花公主》、《擂台订姻》、《看灯》、《吊孝》、《背娃子》、《打灶王》等24出，几乎无一不是以做功为主的旦角戏。徽班也是这样，第一个进京的三庆徽班就是以名重一时的旦角演员高朗亭为其领班人。乾隆年间刊刻的《缀白裘》中所载当时流行的“花部”剧目《买胭脂》、《花鼓》、《搬场拐妻》、《思凡》、《出塞》、《探亲相骂》、《过关》、《上街·连相》、《借妻》、《看灯》、《戏凤》、《别妻》、《挡马》、《面缸》等都是以旦角为主的戏。

       然而自汉戏进京之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演男性角色的剧目日多，尤以老生为主之剧目数量最大。于是徽剧由旦行为主迅速演变为以生行为主。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当时雄踞北京剧界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嵩祝、新兴金钰、大景和等七个戏班，除大景和以净行任花脸为领班人外，其余六班，如三庆的程长庚、春台的余三胜和李六、四喜的张二奎、和春的王洪贵、嵩祝的张如林（亦作“张汝林”）、新兴金钰的薛印轩，均是以老生行为领班人。而大景和班中亦有梅东这样闻名当时的老生演员。《都门纪略》所载上述七班演出的剧目计有80余出，而以老生为主的剧目则占一半以上。它们是《法门寺》、《借箭》、《文昭关》、《让成都》、《三挡》、《摔琴》、《白蟒台》、《定军山》、《当锏卖马》、《双尽忠》等40余部。这其中余三胜所演见于记载的有《定军山》（饰黄忠）、《当锏卖马》（饰秦琼）、《战樊城》（饰伍员）、《鱼肠剑》（饰伍员）、《击鼓骂曹》（饰祢衡）、《探母》（饰杨延辉）、《双尽忠》（饰李广）、《捉放曹》（饰陈宫）、《碰碑》（饰杨令公）、《琼林宴》（饰范忠禹）、《牧羊卷》（饰朱春登）、《乌盆记》（饰刘世昌）、《摘缨会》（饰楚庄王）等，计13种。在6个老生领班中，余三胜所擅长的老生剧目远远高出其他5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京剧”条云：“道光后期，梨园风气突然又起变化……演出剧目随之亦改以老生为主，且都是唱功戏或唱做并重的戏，如《文昭关》、《让成都》、《法门寺》、《草船借箭》、《四郎探母》、《定军山》、《捉放曹》、《碰碑》、《琼林宴》、《打金砖》、《战樊城》、《打渔杀家》等，这些剧目至今大都还保留在京剧里。”文中列举的12种以老生为主的戏，有6种为余三胜所主演或擅演者。这说明，在徽剧由旦角为主转为老生为主的变化过程中，余三胜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以生为主这一局面的出现，从内容上讲，提高了戏剧舞台反映生活的能力。从艺术上看，说明徽剧声腔和表演技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艺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即它总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幼稚走向成熟。余三胜等人正是遵循艺术规律的实践者。其二，统治者的干预也是原因之一。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多次三令五申禁演梆子、“乱弹”。这类剧目虽具有生活气息，清新活泼，但它们以旦角为主，内容常有庸俗、轻佻之处。而老生戏则多庄重严肃。当时宫延内又常以祝寿、庆贺为名召演员入宫承应，应召的戏班不得不注意无伤大雅，故多以老生戏来承应，所以老生戏借此机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三，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京剧形成的过程正值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这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演员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反映或影射这种生活。而老生戏多表现重大主题，较少表现儿女情肠，更宜于表现这种现实生活。从现存京剧剧目看，老生戏多写重大题材，很少写爱情，实际上就渗透着演员对时代变化的关注与或多或少的爱国情绪，以及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憧憬。由此看来，余三胜等人的革新创造不但合乎艺术创造的规律，也合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要求。

       皮簧声腔曲调的主要改革者

       汉戏，亦称汉调或楚调，即今汉剧的前身，以唱西皮与二簧调为主。汉戏的历史也较为悠久，浙江余姚人叶调元作《汉皋竹枝词》[⑤]记载有道光年间汉口演出汉戏的情况。其中有两首云：

       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簧。

       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

       小金当日姓名香，喉似笙箫舌似簧。

       二十年来谁嗣响，风流不坠是胡郎。

       由上诗可知，汉调在道光时期即为武汉观众所喜爱，艺术表现力强且演员技艺高超。汉调以唱西皮与二簧调为主，二者有诸多板式，且有反调。西皮调旋律急骤，易表达激昂雄壮或活泼愉快的情绪，二簧调旋律较缓慢，多表现凄凉沉郁的情绪。

       汉二簧调起源于何地？看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与徽剧中二簧调同出一源，由在元末南戏基础上形成的弋阳腔演变而来，只是由于渗进了地方色彩，与徽二簧不尽相同而各有特色。一说来源于湖北的黄陂、黄冈，故称“二黄”。有的干脆说“起于湖北黄冈县”。[⑥]欧阳予倩在《谈二簧戏》一文中说：“平二簧是由安徽人唱出来的……渐渐由湖北改造成现在的形式，复从湖北流传到安徽，再由安徽人传到北京，便变成了京二簧。”这说法，实乃仍主张二簧调起自湖北之说。二簧若起于湖北黄冈，与余三胜有无关系？不敢臆断，待考。

       至于西皮调，一般人认为是清初甘肃、陕西一带的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到武汉一带，同当地民间曲调结合而演变成的。据说当时湖北人称唱词为“皮”，因而称从陕西而来的腔调为“西皮”，也有人称“襄阳腔”或“北路”。余三胜、王洪贵、李六将这种汉调带到了北京。由于进京后与徽班同台演出，余三胜等艺术大师得以在徽剧的基础上吸收汉调的优点，对徽剧进行改造和提高，从而最终完成了徽、汉合流。

       余三胜等对徽调的改造与提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是丰富其声腔旋律。汉戏进京之前，徽调虽然在腔调上十分丰富，然而它在曲调上却也存在着平直简寡的缺陷，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时尚黄腔喊似雷”。徽调虽有实大声洪的特点，但还缺少演唱技巧，声调高响平直而缺乏韵味。而湖北汉戏的皮簧腔，与徽戏皮簧腔相比，无论腔调还是板式，均有独到之处。例如在板式上，汉戏二簧腔此时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像二簧摇板、散板、滚板、导板、二流、慢三眼等一套二簧板式均已出现；就汉戏西皮而言，散板、摇板、快板、二六、导板、原板、慢板等比二簧腔更为完备。同时还有反二簧、反西皮。余三胜是汉戏班的名角，且又富于创造性，他在汉调皮簧和徽戏二簧腔调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的特点，逐渐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京剧唱腔。这种唱腔，既有汉、徽皮簧的某些特色，又不完全同于原汉、徽皮簧的所谓“楚调新声”的西皮、二簧唱腔。其声调悠扬圆美，既有高昂激越之优，又具有浓郁深沉之长，丰富了皮簧声腔的音乐性，加强了皮簧腔的表现力。当时，有余三胜擅唱“花腔”，以唱“花腔”独树一帜之说，他并有“时曲巨擘”之称谓。据一些资料记载，京剧中的二簧反调如《李陵碑》、《牧羊卷》、《乌盆记》中的反二簧唱腔，均由余三胜所创始。同时余三胜很重视声音的色彩（通过声带的紧松来表现）和感情的表达，例如同一板式的唱段用于不同内容的戏剧和人物，却能唱出不同的感情和音乐色彩来。如他饰《文昭关》中的伍员时所演唱之“二簧慢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与饰《捉放曹》中的陈宫时所演唱的“二簧慢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尽管二者在板式和基本旋律上大同小异，但通过他的演唱，却刻划出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余三胜还善于把青衣小腔巧妙地溶于老生唱腔之中，使行腔圆润流利，婉转缠绵，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他戏路宽广，不仅擅长反二簧，同时也擅长西皮（亦属花脸）。他通过丰富的艺术表演的实践，在徽、汉合流的过程中，为其声腔旋律的丰富，不断摸索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二，使唱腔板式更为完备。徽班进京之初，未见记载有“西皮”一词。其所唱的二簧，主要是平板之类，或即今日之“四平调”。而余三胜、王洪贵、李六进京之后，与广大徽、昆、梆等戏曲艺人协作，使徽调声腔板式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到了道光中期，不仅以西皮、二簧为主的声腔已经被确定为各戏班（指徽剧班）演出的主要声腔，而且从当时流行的《文昭关》、《捉放曹》等一些戏中，可以看到二簧与西皮在一戏中相间使用的情形，已较为普遍。此外，从《李陵碑》（余三胜饰杨令公）的唱腔可以看到反二簧的导板、散板、原板、慢板等各种板式已经发展得更臻完美。从《四郎探母》（余三胜饰杨延辉）和《击鼓骂曹》（余三胜饰祢衡）等的唱腔，可以得知在当时包括导板、原板、慢板、二六、流水、快板、散板等在内的一套西皮调板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从《文昭关》伍员的唱腔和《大保国》李艳妃等的唱腔中可知，包括慢板、原板、散板、导板的一套二簧曲调板式，也发展得颇为完备。这些各具色彩的声腔板式，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变化的需要，在一出戏中或先唱二簧，后唱西皮，或此用原板，而彼用快板，不仅在演唱上灵活多变，色彩纷呈，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既符合生活规律，又能细致地揭示人物感情的变化，富有音乐美感的唱腔结构程式。同时这种具有新的风格特色的皮簧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徽班诸腔杂奏的状态，使这个更臻完美的皮簧声腔板式，成了徽班演唱的主要音乐形式，为京剧这一新生剧种的形成，在声腔曲调上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余三胜始终走在王洪贵、李六等人的前列。

       对京剧语言的改造

       现在的京剧演唱语言实际上是以“湖广音”读“中州韵”为基础的。所谓“中州韵”，是以元人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一书为标准而确定的声韵体系。这部韵书以元代北方语言为标准，对字音、声调、辙韵均做了统一规定，是自元以来北方戏曲所遵循的声韵规范。在余三胜等人未率汉班进京之前，已在北京立足的徽剧，其语言并没有统一规定，与北京观众也有一定的隔阂。而余三胜等汉戏演员进京之后，同徽剧演员一起，在演唱上以“中州韵”为准，使徽班的演唱统一在这种语言标准之下，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北京字音，为京剧在唱念上的谐调、统一奠定了语音基础。“中州韵”最大的特点是无入声字，原广韵中的入声字分别并入平声、上声、去声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入派三声”。“中州韵”又将平声分出阴平、阳平，这样就和今天推广的普通话的声调相同。所谓“湖广音”实是指湖北省所特有的地方语言声调。湖北方言的特点是音域宽，语调跳跃性很强。而汉戏皮簧的曲调属于大跳音程的句式本来很多，演唱起来高低跌宕，曲调悠扬。余三胜作为湖北东部人，率汉班进京之后，尤其在执掌春台班主之时，唱念之中，在广泛采用“中州韵”的同时，在唱念四声调值上坚持沿用本色的“湖广音”。由于这种舞台语言具有独特的韵味，且与当时北京观众语言有相通之处，因而时间愈久，影响愈大，最终成为京剧的规范语言。

       这种特殊舞台语言的形成，大约在道光中期。这时老生演唱分做三派，程长庚（安徽潜山人）为“徽派”，张二奎（传系北京人）为“京派”。凡在演唱中使用“湖广音”者，均被称为“汉派”。余三胜即“汉派”之代表人物。“汉派”虽为三派之一，实际上它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就“湖广音”的使用而言，从余三胜传至谭鑫培（湖北武昌人），再递及余叔岩（余三胜之孙），直至杨宝森（1909—1958，北京人）而相沿至今，它一直是京剧老生演唱中的一个主要派别，其规范成为京剧演唱所遵循的准则。

       四、子孙承祖业，使“汉派”成为京剧主流

       余三胜不仅从上述三个方面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培养了京剧事业的接班人，尤其是培养了其子余紫云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余紫云又培养了三子余叔岩为“汉派”传人，使京剧中主流派“汉派”后继有人。此亦当是余三胜的又一贡献。

上海沪剧院的演出剧目

       泗州戏 是安徽省四大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原名拉魂腔，流行于安徽淮河两岸，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与山东的柳琴戏、江苏的淮海戏同是由拉魂腔发展而来，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泗州戏是与徽剧、黄梅戏、庐剧并列的安徽四大优秀剧种之一，她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以优美的唱腔，动听的旋律，唱响淮河两岸，大江南北。

       泗州戏的形成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它发源于苏北海州一带，原是当地农民以“猎户腔”和“太平歌”等民间曲调即兴演唱的小戏，后传入泗州(当时的州治今泗县县城，辖境约今安徽泗县、五河、明光、江苏泗洪、盱眙)并吸收当地民间演唱艺术，形成安徽的“拉魂腔”泗州戏。1920年前后，泗州戏才有固定的班社演出，并开始进入城市。

       泗州戏原称“拉魂腔”，又叫“肘鼓子”。叫它“拉魂腔”，是因为它唱腔优美迷人。叫它“肘鼓子”，多数人以为是它曾用狗皮鼓伴奏而得名，其实都说错了。“肘鼓子”是由“周姑子”演变来的。

       早先，在山东。邱、葛、张三位民间艺人，把当地许多动听的民歌、小调和民间乐曲“太平调”、“猎户腔”等揉合成一种新的民间说唱，又分别传说到皖北、鲁南、苏北，后来发展成为受人喜爱的泗州戏，柳琴戏，淮海戏。

       单说当年邱门老师邱哥，单枪匹马到安徽泗州一带演唱。由于他嗓音宏亮，唱腔好听，表演传神，再加上相貌英俊，待人随和，很是招人喜爱。他走村串户，上集赶会，许多男女老少跟着瞧、撵着听，直唱得人们魂不附体、忘了寝食。

       这一天，周家集有个姓周的大户人家为**过生曰，请邱哥去“唱堂会”。他在客厅唱，周家老爷起先只准**在绣楼上听。哪知，**听着听着就下了楼，来到客厅的屏风后面听。由于这位**平时爱好抚琴吟诗，所以她一边听、一边就能跟着邱哥唱。大概是 老爷和客人们都听迷了，**来了他们也没发现，一会儿唱完了，**除重赏他外，还在银包里偷偷夹了一只玲珑剔透的“玉斑鸠”（戴在手指上的玉器）。从此，这位周家姑娘经常和丫鬟一起偷跑出去听戏，还经常把自己的“私房”资助给邱哥添“行头”、“买乐器”，这样一来二往，两个渐渐地蒙生了爱慕之情。

       在那旧社会，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周老爷知道此事，狠狠地教训**一顿：“你是大家闺秀，金枝玉叶。怎能和一挨门乞讨的‘戏花子’接近呢！还把我的玉器偷给他，我看你的魂被唱戏的拉去喽！”一气之下，命家人连夜把邱哥赶出周家集。

       邱哥一走，四方谋生，去向不明。周家姑娘在绣楼上茶不思，饭不想，整天整夜地倚着楼窗哼着跟邱哥学的“拉魂腔”，呆呆地看着远方。

       **的心思瞒不过贴身丫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她买通家院，带着**从后门逃出家园。她们历尽艰辛，在泗州城附近找到了邱哥，结为百年之好。

       这位周姑娘聪明好学，不久就能和邱哥同台演唱小生小旦戏了。她那婉转甜润的唱腔。窈窕秀美的身段，惟妙惟肖的表演，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泗州。那才真的把听戏的魂都拉去了呢！起先人们还叫不出这叫什么调、什么戏，就直呼演唱这个调的人名字。一传十、十传百，就叫开了听“周姑子调”。后来他们又就地取材，自制一个两根弦的土琵琶，就用那只“玉斑鸠”套在指头上作为弹琵琶的拨片，以后又演变用竹子、牛角料子制成， 。

       泗州戏有传统大戏八十多个，小戏和折戏六十多种。泗州戏的唱腔随意性很强，演员可以根据自身嗓音条件随意发挥，故名“怡心调”。男腔粗犷豪放，高亢嘹亮；女腔婉转悠扬，结尾处多翻高八度拉腔，明丽泼辣，动人魂魄。其伴奏乐器以土琵琶为主，辅以三弦、笙、二胡、高胡、笛子等，另有板鼓、大锣、铙钹、小锣四大件打击乐器。

       泗州戏的角色主要分大生、老生、二头、小头、丑等几类，其表演在说唱基础上大量吸收民间的“压花场”、“小车舞”、“旱船舞”、“花灯舞”、“跑驴”等舞蹈表演形式，演出时有许多独特的身段和步法，如四台角、旋风式、剪子股、仙鹤走、百马大战、抽梁换柱、燕子拨泥、怀中抱月、凤凰双展翅等，演员必须注意手、眼、腰、腿、步等各部位的协调与配合。

       蚌埠市还有许多民间剧团，是靠事主家和大队包戏的钱，大部分演员都40多岁，但他们唱腔优美生动，一般在凤阳县，怀远县，五河县等等一些县镇演出，像杨华、马继英、刘兆霞、孙凤华、张晓辉等等一些演员深受观众喜爱！

       泗州戏旧称『拉魂腔』，安徽四大地方剧种之一。流行于安徽北部、苏北及鲁南等地区，约有200多年历史。据传与江苏、山东的柳琴戏同出一源。因其艺术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时期在泗州，解放后为体现剧种的地方特色，故改名泗州戏。 泗州戏是由民间说唱以展起来的比较典型的板腔体唱腔剧种。其唱腔南、北方风格交融，婉约与豪放并蓄。尤其是女声唱腔，婉转揉情、优美动人。被群众称誉为『有拉魂的魅力』。泗州戏的艺术表演以『压花场』为基础，分『单压』和『双 压』两种，具有明快爽朗、粗犷有力的鲜明特色。 泗州戏剧目丰富，如传统剧目

       泗州戏

       《大书观》 、 《三蜷寒桥》 、 《樊梨花点兵》 、 《走娘家》 、 《拾棉花》 、 《喝面叶》等长期盛演不衰。

       早期的泗州戏，是一种近似说唱的简单戏剧形式。它从一人敲板演唱“小篇子”(简单的生活小故事)，一人用柳叶琴伴奏的“唱门子”（沿门卖唱），逐渐发展为“七忙八不忙，九个人看戏房”的小戏班。他们以柳叶琴（亦称土琵琶）、梆子、小锣伴奏，并加人声帮腔，但仍十分简陋，只能在农村“跑坡”唱“地摊子”。后来出现女演员，在唱腔和表演上有所发展。直到1920年前后，才有固定的班社正式登台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在城市舞台流动演出。现有 8个专业剧团。由于泗州戏具有活泼、动听、通俗和乡土气息浓郁等特点，在淮北、淮南及江苏北部一些地区极为盛行，业余剧团遍布城镇和农村。

       泗州戏的唱腔相当自由，在一定基调的旋律基础上，演员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灵活掌握节奏的快慢、缓急和曲调强弱、高低，自由运用各种花腔调门,尽情发挥各自的特长,艺人称为“弦包音”（即丝弦伴奏必须跟着唱腔走），也叫“怡心调”（根据剧情自由变换腔调）。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了不少曲调，特别是女声唱腔，尾声翻高 8度，委婉尽致，动人心魄，故有“拉魂腔”之称。曲调板式有慢板（又叫幽板、澄清板）、二行板（流水板）、数板（垛板）、紧板等。在同一板式中，唱腔变化相当丰富，仅慢板就有柔腔(又名连环花腔)、含腔、射腔、哭腔、停腔、叶里藏花、老公调、一哟调、撩也子（又名送腔）等10多种。伴奏以柳叶琴、三弦等弹拨乐器为主，辅以笙、二胡、大胡以及笛子、唢呐等。打击乐器和锣鼓点，大都来自京剧和梆子戏。

       泗州戏擅长演唱农村题材的生活小戏和现代戏，它的表演是在舞蹈“压花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压花场”有许多独特的舞蹈身段和步法，如四台角、旋风式、百马大战、燕子拨泥、凤凰双展翅等，质朴而又富有乡土气息。传统剧目：小戏有《跑窑》 、 《小书房》 、 《借妻》 、 《站花墙》 、 《拙大姐》等80多出；大戏有《皮秀英四告》 、 《大花园》 、 《罗鞋记》 、 《绒花记》等50本。较有影响的剧目为经过整理的传统戏《三踡寒桥》 、 《杨八姐救兄》 、 《拾棉花》 、 《走娘家》 、 《打干棒》和创作的现代戏《结婚之前》 、 《两面红旗》 、 《婚案》等，其中《拾棉花》已摄制成影片。名演员有李宝琴、霍桂霞、李宝凤、周凤云、王宝莲等。

        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它发源于苏北海州一带，原是当地农民以猎户腔和太平歌等民间曲调即兴演唱的小戏，后传入泗州并吸收当地民间演唱艺术，形成安徽的拉魂腔泗州戏。1920年前后，泗州戏才有固定的班社演出，并开始进入城市。 安徽泗州戏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以优美的唱腔，动听的旋律，唱响淮河两岸，大江南北。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和所有的民间小戏一样，早期的泗州戏表演形式非常简单。最初是一个人的自打板自演唱，或自拉琴自演唱，有明显的说唱和沿门乞讨的痕迹。后来发展为有八、九个人合作的小戏班。有所谓七忙八不忙，九个人看戏房的说法早期的演出以柳叶琴、俗称土琵琶，外带梆子、小锣伴奏。以帮腔弥补音乐气氛的单调。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才有固定班社的剧场演出。老艺人徐步俊、魏月华、马兰玉等人进入皖北交通枢纽城市蚌埠的演出，一般视为是泗州戏的正式进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泗县、灵璧、五河、凤阳曾组织泗州戏艺人排练了《全家抗日》、《打濠城》、《打泗州》等一批密切联系抗日斗争现实的小剧目。这些经历使得泗州戏的表演更加生活化、自然化。1954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泗州戏以《拾棉花》、《打干棒》、《拦马》和《结婚之前》四个剧目到会参演。其中，生活小戏《拾棉花》因其浓郁的喜剧色彩和生活情趣而备受欢迎。这一次的华东汇演，推出了泗州戏建国后第一代担纲演员李宝琴、霍桂霞、李宝凤、周凤云、王宝莲等。

       1956年，在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泗州戏又推出了现代戏《女社长》和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打孟良》、《井台会》、《闹菜园》等一批剧目。使泗州戏在安徽的戏曲舞台上大放光芒，成为众多安徽戏曲剧种中引人注目的剧种之一。进入新时期以来，泗州戏又再次焕发青春，排演了《摔猪盆》、《懒大嫂》、《拙大姐》、《花狗子离婚》、《八月桂》、《乡野情》等大量生活情趣浓厚或紧扣时代脉搏的精彩小戏，成为淮北平原上一支活跃的戏曲生力军。《老板娘》一剧表现下岗女工自谋职业是的种种心理障碍。从题材上说，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反映了泗州戏表现现实生活的主动与热情。

张智慧的个人简介

       沪剧舞台有不少久演不衰的优秀传统剧目。近年来经过剧院整理加工，更受观众欢迎。像《陆雅臣卖娘子》、《庵堂相会》、《借黄糠》、《胡锦初借妻》和《阿必大回娘家》等早期传统剧目生动活泼，情趣盎然。被称为“西装旗袍戏”的《碧落黄泉》、《大雷雨》、《叛逆女性》、《雷雨》、《少奶奶的扇子》、《家》和《石榴裙下》等中期传统剧目，近年来推陈出新，也深受观众喜爱。

       沪剧善于反映现代生活，上海沪剧院充分发挥这一艺术优势，创作演出了大量表现新时代、塑造新人物的优秀现代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演的《罗汉钱》、《星星之火》、《芦荡火种》、《鸡毛飞上天》和《红灯记》；新时期以来编演的《一个明星的遭遇》、《姊妹俩》、《明月照母心》、《风雨同龄人》、《今日梦圆》和近年来创作演出的《董梅卿》、《心有泪千行》、《上海老师》、《大红喜事》、《龙凤逞强》、《宋庆龄在上海》和《一文钱》等剧目在上海和全国均产生过较大影响。《芦荡火种》和《红灯记》还被移植成现代京剧，为广大群众所熟悉。有些剧目被改编成**或电视连续剧热播全国、蜚声海内外。

古代戏曲学·清代地方戏

       1977 年考入浦江县婺剧团，工小花脸，师承黄志立，吴光煜。 2002 年调入浙江婺剧团，历任浙江戏剧家协会会员，金华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浦江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浦江县婺剧团团长、书记。饰《三请梨花》程咬金、《唐知县审诰命》唐知县、《花田错》刘应、《程咬金做寿》程咬金、《借妻》刘大、《磨豆腐》王小二、《僧尼会》小和尚、《打灶分家》田三、《义虎案》黄鳝笼、《瓜园浇水》知县、《春草闯堂》胡知府、《李大打更》李大、《江南第一家》朱元璋。

        古代戏曲学·清代地方戏

        清代地方戏是流行于不同地域剧种的总称。戏曲研究者对它的起源，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认为是秦代音乐的余音;有的认为是北曲的余响;有的则认为是在明清民歌基础上形成的。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有些地方戏早在明代偏僻的农村便流行了。清代初期到乾隆年间中期，地方戏如雨后春笋，蓬勃成长。当时人们称它为乱弹或花部。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由此可见，除雅部昆腔以外的所有剧种，都属于清代地方戏的范围。它包括梆子腔系、皮黄腔系、弦子腔系和弋阳腔系。梆子腔系源于陕西、山西，清朝中叶流布全国各地，繁衍为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并为四川、安徽、江苏、云南、贵州等地方剧种吸收为声腔之一。皮黄腔系源于山陕梆子的西皮腔和流行于湖北的二黄腔，清代中叶随徽、汉班向全国四面八方流传，繁衍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浙江、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北京等地的各种皮黄戏，或为当地剧种吸收，成为声腔之一。弦索腔系是在当地民歌基础上形成。衍变为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江苏、湖北等地的丝弦、柳子戏、越调、弦子戏等。弋阳腔系(又叫作高腔系)，是宋元南戏流传到江西弋阳后，和当地方言、音乐相结合而形成。明朝以后，它流布于安徽、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北京等地，衍变为乐平腔、徽州调、青阳腔、清戏、京腔等，或成为各地方综合声腔剧种之一种声腔。

        地方戏在清代高度繁荣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它们的唱腔大部分是在民间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深厚的地方基础，深得当地人民的喜爱。如流行于陕西、山西一带的秦腔，声调慷慨激昂，颇有燕赵豪侠击筑悲歌的味道。再如流行于江南的秧歌花鼓，歌声清脆，情意缠绵，欢声笑语，载歌载舞，颇有山清水秀、物华人灵的特色。这些剧种的表演大多是在民间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朴素真实，不拘一格，富于民间色彩和民间气息。念白、歌唱大都用本地方言土语，老百姓听得清楚明白。其次，剧目能反映表达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习俗。地方戏上演的剧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小戏。这类戏大都反映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当地人民所熟知的人物事件，如《借靴》、《买胭脂》、《借妻》、《打面缸》等，自然会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另一类是历史题材的戏。各地方剧种一般都选择发生在本地区的历史故事。例如梆子腔大都搬演隋唐和杨家将故事，而皮黄腔则搬演三国故事等。这些戏或颂扬民族气节和反抗斗争，或表彰忠义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都迎合了农民的思想愿望，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同时，这些戏在上演之前，故事情节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也为当地群众所熟知，自然会增加观众的兴趣和吸引力。正如清代经学大师焦循在《花部农谭》所说：“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言慷慨，血气为之动荡。”

        地方戏的成长繁荣并不一帆风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崎岖之路。当时昆山腔占统治地位，虽已显出衰落的迹象，但仍深得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因此，地方戏与昆腔争胜了百余年，经历了三个大的回合，才取得了盟主地位。第一回合是高腔和昆腔争胜。清人杨静亭在《都门纪胜》中写道：“我朝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这就是说，高腔在清朝初年深受北京人的喜爱，到乾隆年间一度出现压倒昆腔的局面。然而，清 *** 对高腔采取一些措施，使它雅化，成为宫廷御用的一种声腔，从而失去了纯朴自然、生活气息浓厚的特色，于是走向没落。第二个回合是秦腔与昆腔争胜。秦腔在乾隆年间已流布全国，但很难进入北京。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川秦腔艺人魏长生率班进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天汉浮槎散人《花间笑语》)，给昆腔造成很大威胁。乾隆五十年(1785)，清 *** 以演唱*词为借口，禁止秦腔演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五十年议准，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于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在这一强迫命令下，魏长生不得不加入昆弋班，不久离开北京到扬州、苏州演出一个阶段，最后返回四川。自此，秦腔在北京偃旗息鼓。第三个回合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始的安庆花部与昆腔的争胜。该年著名艺人高朗亭随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庆祝八十大寿，一举轰动京城和全国，打开了其它徽班进京的门路，出现了四大徽班称盛。嘉庆三年(1798)， *** 又下禁令：“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 (苏州《老郎庙碑记》)但此令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艺人照演不误。不仅徽班，京腔、秦腔在北京城里竞演，全国各地也辗转流传，争相仿效。从此，地方戏终于以其崭新的姿态和旺盛的生命力占据了舞台的霸主地位。

        清代地方戏四大声腔中，以梆子和皮黄两大声腔流播较广，影响较大。梆子，即山陕梆子，源出于山西、陕西交界的蒲州和同州一带地方。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便出现了，至迟在明末清初便形成独立剧种。山陕两省以商贾著称，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于是梆子戏便随着山陕商行帮会向四方扩散。到各地扎根后，它又和当地语言结合，并吸收一些民歌小调的成分，于是形成某些变异，出现了中路梆子、上党梆子、中路秦腔、西路秦腔、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河南梆子等。皮黄剧的前身为徽剧。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平调、拨子、罗罗、梆子等各种声腔。进京后又吸收秦腔中的西皮调，形成徽秦合流。道光年间(1821—1861)，湖北艺人余三胜等入京，带来的楚调主要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声腔组成。他们加入徽班后，形成湖北的西皮与安徽的二黄又一次合流，皮黄戏得到长足的进步。同治、光绪年间 (1862—1909)皮黄戏名角辈出，剧目丰富多彩，形成空前的繁荣局面。在众多清代地方戏中一枝独秀，成为流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

       

        清代地方戏虽然包含众多的剧种，但其表演艺术却大同小异。总观清代地方戏的表演较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昆剧号称的“江湖十二角色”，在地方戏里又增加了许多。拿生、旦来说，昆剧以生旦为主，地方戏大多以生净为主。在生行当中，地方戏又派生出了正生(须生)、老生、小生。净行当中派生出了净、二净、花脸、付、丑。每个行当又有各自的唱念做打的表演程式。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文武的分工，形成文、武、文武兼备三种类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演员队伍，使表现力更丰富、更细致。在音乐方面，昆剧属曲牌联体，形式比较固定。梆子和皮黄等则属板腔体。它单纯、灵活、不受字句的严格限制，节奏可以适应剧情的变化可快可慢，可长可短。其它表演手段，如唱念做打，也不必遵守套曲的制约。在不同剧目中，或以打做为主，或以唱念为主，演员更容易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

        清代地方戏与北曲(金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相比，如果说北曲南戏以剧本为主、表演为辅的话，那么地方戏则以表演为主，剧本为辅。清代地方戏既然以演员为中心，剧本降到次要地位，于是演员便成为推动戏曲发展、变化、繁荣的主要动力。乾隆、嘉庆年间刻板的《燕兰小谱》、《扬州画舫录》、《日下看花记》记载，北京、扬州等地的著名花部艺人有近二百人。京腔最著名的有“京腔十三绝”。秦腔最著名的有魏长生及其弟子陈银官、王桂官、刘二官、刘凤官。扬州著名乱弹演员有杨八官、郝天秀、高朗亭等。此后，见于文字记载的著名艺人就更多了。其中贡献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位。

        魏长生(1744—1802)，字婉卿。兄弟排行第三，故又称魏三。四川金堂人。幼年入秦腔班学艺。乾隆四十四年(1779)进京，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剧轰动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吴太初《燕兰小谱》)。当时在北京演出的其它各地艺人无不争先恐后地向他请益。由此，秦腔风靡京城，大有压倒昆腔的势头。乾隆五十五年(1785)，清 *** 明令禁止演出，魏长生被迫离京赴扬州演戏。在扬州又火红一时，当地艺人争相仿效。1801年重返北京。第二年夏，演毕《背娃入府》，逝于后台。他擅演花旦，做工细腻，腔调清新，较陕西秦腔已有变化。现在川剧的弹腔老调即魏氏遗音。另外，他还把旦角戴网子改为梳水头和贴片子，改革踩跷技艺等。梳水头、贴片子使艺人藏拙变美，是化妆上的重大革新。他会的戏很多，如《铁莲花》、《背娃入府》、《香联串》、《缝褡膊》、《销金帐》、《买胭脂》、《铁弓缘》、《烤火》、《闯山》、《别妻》等，都是拿手好戏。学生中以刘郎玉、陈银官、蒋四儿等较为著名。

        余三胜(1802—1866)，名开龙，字启云。湖北罗田县人。原为汉剧演员，道光年间进京演出，为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后与程长庚、张二奎齐名，被时人誉为“老生三杰”。他在汉调皮黄与徽戏二黄基础上，吸收昆腔、秦腔的优点，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唱腔。在念的方面，他将汉调的吐字发音与北京语音相结合，创造出既能使北京观众易懂，又有皮黄戏风格的舞台语音。他对皮黄戏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代表剧目有《四郎探母》、《捉放曹》、《战樊城》、《黄鹤楼》、《碰碑》、《乌盆记》等。当时老生演员多数以他为师。后来作出划时代贡献的谭鑫培，就是在继承余三胜演唱艺术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其子余紫云为清末著名旦角，孙辈余叔岩为著名老生。

        程长庚(1811—1879)，名椿，字玉山 (又作玉珊)，堂号四箴。安徽潜山人。祖居徽调石牌腔的发祥地怀宁石牌镇。父亲为徽班艺人。程长庚在父亲影响下，幼年入徽班坐科，后随父到北京。从道光年间开始，长期主持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咸丰年间开始兼任戏班联合组织精忠庙会首，直到逝世。他精于唱工，皮黄、昆腔兼擅，嗓音宏亮，音调优美。在念白上，他吸取昆腔和京腔的咬字发音方法，所以吐字清楚，且极尽抑扬顿挫之妙。他在注重唱念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身段做派，故能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舞台形象。戏路宽会戏多是程长庚的又一特长，举凡札靠、箭衣、袍带各类老生戏都能装扮。此外，花脸、小生也能串演。因而被时人誉为 “乱弹巨擘”、“圣伶”。《文昭关》、《战长沙》、《战樊城》、《鱼肠剑》、《华容道》、《群英会》、《取成都》、《镇潭州》、《捉放曹》、《击鼓骂曹》、《战太平》、《法门寺》、《长亭会》、《状元谱》、《八大锤》、《天水关》等，是他的代表性剧目。程长庚的组织能力也很强。他掌管的三庆班，以纪律严明、演出认真著称。而自己也能严以律己，不欺压一般艺人，因此深受广大艺人的拥护。他除任三庆班主外，还兼任三庆、四喜、春台三个戏班的总管。对于人材的培养，他更是不遗余力。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杨月楼等，都得到过他的教诲。晚年创办三庆科班，也培养了许多人材。

        谭鑫培(1847—1917)，名金福，字鑫培。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出身于皮黄世家，自幼随父学艺。十一岁入北京金奎科班，攻武生和老生。十五岁出科，搭三庆班演出，得到程长庚的大力提携，主演武生及老生。后来改搭四喜班专唱老生。三十七岁自组同春班，任班主。四十三岁(光绪十六年)被选为内廷供奉。五十岁时被皮黄界誉为“伶界大王”。六十五岁始，任北京正乐育化会会长。七十岁时，被迫为当时大总统黎元洪演堂会。演毕，病情加重而死。谭鑫培把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派老生唱法融为一体，把皮黄戏老生表演艺术推向高峰。在唱腔上，他一改过去老生直腔直调、高音大嗓的单调唱法，创造了花腔与巧腔，使老生唱腔更具艺术魅力。在唱念上，他统一皮黄剧声韵，并使之规范化(即以湖广音为主，叶以中州音韵)，确立了皮黄戏声韵的法则。在表演上，他改变过去老生只重唱，武生只重打的现象，把唱、念、做、打及手、眼、法、步融为一体，极大地推动了皮黄戏的表演艺术。在皮黄戏发展历史上，谭鑫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后，凡老生演员大多以谭鑫培为宗师。著名老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周信芳等，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谭氏会的戏很多，代表剧目为《空城计》、《当锏卖马》、《李陵碑》、《击鼓骂曹》、《捉放曹》、《洪羊洞》、《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武家坡》、《汾河湾》、《定军山》、《战太平》、《连营寨》、《南阳关》、《珠帘寨》、《打渔杀家》、《八大锤》、《琼林宴》、《胭脂褶》、《坐楼杀惜》、《清风亭》、《战宛城》、《别母乱箭》等。

        王瑶卿(1881—1954)，名瑞臻，字稚庭，号菊痴，艺名瑶卿，晚年更名瑶青。祖籍江苏清江，生长于北京。十一岁入三庆班练功。十二岁开始学青衣兼学花旦、武旦、刀马旦。十三岁始，先后搭三庆班、小鸿奎班、福寿班、四喜班、同庆班演出。二十八岁自挑台柱，成为皮黄戏界旦角挑班的第一人。数年间红极一时。此后，他的嗓音渐差，便主要演出刀马旦戏。四十三岁后不大登台，主要从事戏曲教育工作。如果说谭鑫培是老生行一代宗师的话，王瑶卿则是旦行的一代宗师。他在演技方面，博采众长，承前启后，即上承梅巧玲、余紫云，下开梅兰芳、程砚秋之端。是他率先打破旦行的局限，把青衣、刀马、闺门、花旦的表演艺术融为一体，为旦角艺术开拓了新途径。在唱功方面，他以西皮见长，唱腔明丽刚健，遒劲爽脆，并善于创造新声，以表现戏曲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在做工身段方面，擅于用步法和水袖表达人物内心活动。刀马旦戏则靠做功娴熟工稳，身手准确干净。在念白方面，自然生动，富于生活气息。有时京白、韵白相间，以表现特定人物的风采。此外，在服装、装扮等方面也有新的创造。从事教学，他认真努力，一丝不苟，培养了大批旦行演员。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四大名旦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他的代表剧目为《儿女英雄传》、《汾河湾》、《南天门》、《牧羊圈》、《金水桥》、《五彩舆》、《十三妹》、《琵琶缘》、《福寿镜》、《穆天王》、《荀灌娘》、《棋盘山》、《木兰从军》、《万里缘》、《庚娘传》、《娘子军》、《白蛇传》、《柳荫记》、《牛郎织女》、《玉堂春》、《六月雪》等。

        清代地方戏各剧种的不同处主要表现在声腔上，至于剧本形式，和表演艺术一样，也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各剧种剧目又互相移植，改调歌唱，因此其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一，地方戏以演唱为主，演员为中心，剧本降为附庸，作家大都是文化较低的文人或艺人。大部分剧本靠梨园传抄或口传心授，刻印本极少。现在能看到的清刻本只有乾隆年间刊行的戏曲选本 《缀白裘》第六、十一两集，光绪六年(1880)印行的《梨园集成》，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印本《绘图京都三庆班真正京调全集》及余治的《庶几堂今乐》等少数刻本。这些剧本适合于舞台演出，也能征服广大观众，但不合理的故事情节、不通顺的文词、重复的回叙等，比比皆是，可读性相当令人失望。第二，剧本形式。与杂剧传奇相比，清代地方戏的剧本形式变化是很大的。在结构方面，它打破杂剧传奇套曲形式的束缚，以人物上下场为原则，有戏则长，无戏则短，有些必须交待而又无戏的情节则一带而过。剧本形式完全服从表现戏剧冲突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了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矛盾。在唱词方面，以七字句、十字句的排偶句为主。七字句一般为二二三。十字句一般为三三四。句数可长可短，可多可少，为了充分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甚至可写四五十句或上百句的唱词，完全摆脱了曲牌体的局限。在念白方面，每一剧种大都运用本地方言土语，以迎合观众的口味和爱好。第三，剧本内容。在这方面也与传奇杂剧有显著的不同。清代地方戏的剧目大致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新编生活小戏。这些剧目大都产生于地方戏形成的初期。当时还只是民间小戏，人力物力财力都很有限，表演艺术不够成熟，只能演出一些表现现实生活并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剧目。如《打花鼓》、《打面缸》、《张三借靴》等，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剧目往往以闹剧的形式，针砭时事，嘲讽恶人坏事，对被压迫被损害者以同情。二是改编小说弹词。像《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杨家将》、《儿女英雄传》等，大都被地方戏搬上舞台。这类剧目基本上保存了原作的主题思想，或颂扬忠臣孝子，或表彰爱国将领，或鼓励犯上作乱，或赞颂扶弱济贫，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较强的启迪作用。三是移植昆剧剧目或改编传奇杂剧。像《窦娥冤》、《赵氏孤儿》、《琵琶记》、《牡丹亭》、《红梅记》、《烂柯山》、《雷峰塔》等，都被改作地方戏上演。这些剧目大都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四是改编宫廷大戏。为了满足宫廷娱乐的需要，乾隆年间敕令张照等大臣编写剧本。他们创作了供各个节日和月令演出的《月令承应》、供皇族喜庆用的《法宫雅奏》、供皇帝太后生日演的《九九大庆》等。此外，还根据三国历史编成 《鼎峙春秋》，据宋代杨家将故事编成《昭代箫韶》，据唐僧西游取经的故事编成《升平宝筏》，据梁山泊英雄故事编成《忠义璇图》等。这些长篇巨制虽然乏味，但其中也有不少精彩片断被地方戏，特别是皮黄戏所吸收。

        清代地方戏剧本数量相当多，戏曲界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的说法。可惜许多作品的作者很难确定。下面仅就文字记载较多而又较突出的几位作家介绍一下。

        余治(1809—1874)，字孝惠，号莲村，一号晦斋。江苏无锡人。曾多次应试不中。咸丰年间，被保举作训导。当时，地方戏相当流行，而一般爱好戏曲的文人，仍然致力于杂剧传奇创作，对地方戏不屑一顾。余治认为：“唯兹新戏最恰人情，易俗移风于是在。”于是，以治天下为己任，创作了一批皮黄剧本。同时收养一批贫苦儿童，请老艺人为教师，自任导演，带领他们到各地演出。他在逝世前，亲手编定并起名为《庶几堂今乐》。其用意是“一唱百和，大声疾呼，其于治也，迨庶几乎”(《庶几堂今乐自序》)。遗憾的是作者生前未能付刻。后人刻印时仅收集到二十八种，于光绪六年 (1880) 成书，计为 《后劝农》、《活佛图》、《同胞案》、《义民记》、《海烈妇记》、《岳侯训子》、《英雄谱》、《风流鉴》、《延寿箓》、《育怪图》、《屠牛报》、《老年福》、《文星现》、《扫螺记》、《前出劫图》、《后出劫图》、《义犬记》、《回头岸》、《推磨记》、《公平判》、《阴阳狱》、《朱砂痣》、《同科报》、《福善图》、《酒楼记》、《绿林铎》、《劫海图》、《烧香案》。这些短剧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加以虚构而成。因作者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所以在劝善惩恶的同时，也宣扬了愚孝愚节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能率先从事皮黄戏创作，精神还是可贵的。又由于作者编剧的主导思想是为了说教，不重视艺术技巧，也不注意是否宜于演出，所以除《朱砂痣》为皮黄戏保留剧目外，其它大都成为案头剧。

        卢胜奎(1822—1889)，江西(一说安徽)人。原攻读科举，因屡试不中，流落北京，于是隐去真名，起名胜奎，而加入皮黄剧界。同行人称之为卢台子。他本是一位著名的老生演员，在编写剧本方面也颇有成就。一生所编皮黄剧有《三国志》和《龙门阵》。《三国志》共三十六本。其中《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群英会》、《横槊赋诗》、《借东风》、《烧战船》、《华容道》常演不衰。《龙门阵》演薛仁贵征东的故事。现今舞台上常演的 《取帅印》、《风火山》、《汾河湾》、《三箭定天山》等，即《龙门阵》演化而成的。由于作者熟悉历史，精于文墨，而又毕生参加舞台实践，所以这些剧本不仅结构严谨、文词流畅，而且宜于舞台演唱。

        黄吉安(1836—1924)是川剧最突出的作家。名云瑞，别号余憎。原籍安徽寿春县，后迁湖北，儿时随父入川。因性情耿直不为上司所容。此后飘泊各地，晚年贫居成都。六十六岁(1901)开始创作和改编川剧剧本，总计达百余本，可惜没能全部留传下来。黄吉安生活在动荡的清朝末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都给作者思想上以极大的震动。他的剧作虽然多数为历史题材，却古为今用，有的放矢，充满了爱国 *** 和对腐朽无能统治阶级的无比愤恨。仅从《黄吉安剧本选》所收录的十八个剧本看，《闹齐宫》、《闹齐庭》、《春陵台》、《三伐宋》，对统治阶级的*逸腐败和争权夺利进行了深刻的揭发、批判; 三国戏《衣带诏》、《青梅宴》、《审吉平》、《江油关》、《绵竹关》等，既热情歌颂了为保卫西蜀而英勇献身的诸葛瞻父子和马邈的妻子，又无情鞭挞了变节投敌的马邈和残酷凶狠的曹操;《全牌诏》、《三尽忠》、《柴市节》等，极力表彰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同仇敌忾、抗击外辱、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凡此，对受侵略受压迫的中国人民都有很强的鼓舞作用。作者热爱川剧，熟悉舞台，每写一剧本都征求艺人意见，反复修改。所以这些剧作通俗易懂，易于舞台演出，川剧艺人都尊称之为“黄本”。

        汪笑侬(1858—1918)，原名德克金，字润田，又名僢，字舜人，号仰天，别号竹天农人。北京人。自幼酷爱皮黄剧，结识了不少剧界朋友，后来便下海演戏。先后到上海、南京、天津演戏，历任山东戏剧改良所主任、天津正育乐化会副会长等职，积极推动戏曲改良运动。汪笑侬一生创作、改编皮黄剧三十多个。《汪笑侬戏曲集》收录《瓜种兰因》、《孝妇羹》、《长乐老》、《缕金箱》、《受禅台》、《哭祖庙》、《党人碑》、《洗耳记》、《博浪锥》、《马前泼水》、《马嵬驿》、《骂阎罗》、《献西川》、《骂王朗》、《战蚩尤》、《将相和》、《排王赞》、《煤山恨》等十八种。总观这些剧本，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感 *** 彩。作者认为演剧对社会最有益，“古之所谓高台教化，即今社会教育也”。自百日维新以后，他把写戏当作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因此每写一戏都充满爱憎，给观众以启迪和教育。如《瓜种兰因》，主要写波兰与土耳其开战，兵败乞和的惨痛历史。很明显，他是借外国历史事实，惊醒国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要让波兰亡国的事件在中国重演。第二，作者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所以剧本的文学性强，又宜于舞台演出。第三，这些剧本大多为自己演出而创作。他专攻老生，且声音苍老遒劲，所以老生戏和悲剧占主导地位。第四，在形式上，他不守旧规，作了不少革新的尝试。如突破七字句、十字句唱词的框框，吸收一些文明新戏的表现手法等。在晚清戏曲改良运动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好了，关于“《借妻记》全集”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借妻记》全集”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启示。